1916年3月11日，我生于河北省滦县泍城镇东蔓坨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中。曾祖父、祖父曾在清朝为官，姑家、舅家等亲戚无一不是官僚、地主或资本家。其中也不乏留学生（姑父留意，姨夫留法，姐夫留日，表兄留德）。

父亲王仲明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与李大钊是同窗，受他的影响很深。解放前曾担任过财政局长，昌平县长，热河省府秘书长等要职。在那军阀割据、战火不停的年代里，宦海沉浮，尔虞我诈，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父亲因为为官清正，不会阿谀奉承和贪赃枉法，所以虽从政多年，还是两袖清风，不事积蓄。在昌平任县长时，因不肯为国民政府推销“公债”勒索昌平老百姓，以“因循误事”四字的罪名被免职。离任时，昌平老百姓送他“造福地方”的软缎匾额。为了生活，在1933年，父亲毅然辞去在北平卫戌司令部的职务，去济南帮助我一位表兄开办民生银行，从此加入金融界。抗战后去重庆中央银行任文书主任。解放后在人民银行工作，直到一九五四年病故于上海。

我从五岁开始跟随父母离开老家，先后在北京、张家口、承德、葫芦岛、沈阳、天津市等处飘流。父亲终年奔波，为人作嫁，我们兄弟三人的学业也时辍时续，基础不牢。直到我十三岁（北伐成功那年），又重新回到北京定居，先后在北方中学、志成中学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母亲病故。“国事，家事，自己的事，事事伤心！”十六岁丧母对我是个晴天霹雳，使我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我时萌出家隐居之念，又常作投军从戎之想。矛盾复杂的心情令我十分痛苦。当时的我，好像一叶失去舵手的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随风飘荡，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不幸的遭遇使我思想早熟，学会了思索。我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及宇宙的来源等自然科学、哲学与宗教方面的问题。有时一面读报一面流泪，有时整夜跪在母亲遗像前哀思默想。我去关帝庙求过签，多次在夜里盘膝念佛经。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不能解答我的问题，不能救我摆脱无名的烦恼。我常在夜阑人静时独自在院中仰望满天的星斗，苦苦思索着那些无法明白的思想问题。

为了安慰父亲，我作出报考税专的奢想（毕业后可得每月120元的薪水），由于两年一招生的税务专校的第一场考试是英文专业，于是我在1932年入北京英文专校补习英语。这时父亲已去济南，并续娶（继母）陈画菱（字竹波）为妻。这一段时间内，因专心学习英语，思想比较稳定，在两次英语演讲比赛中分别获第一名和第二名。我拿金牌换了一本牛津大字典。

1934年春，我19岁，在学校课余闲谈时偶尔认识了查经班的翻译员袁相忱同学。他领我去参加由美国传教士高爱壁（Mis. A. S. Gordan）主领的英文查经班，并去她家（南池子灯笼库82号）作客。我当时并不在意她传讲耶稣，只是爱听她讲得流利的英语，藉以练习我的听力，改正发音，帮助我的口语，以便通过英语会话的考试关。稀奇的是经过几次谈话后，我竟为她那慈母般的关心、热心诚恳的接待和火一般的教导所感动，情不由己地把郁积在心底深处的一切痛苦和烦恼，统统地在她面前倾倒出来……当时我的心激动地快跳出来了！

她耐心地、静静地听我诉说，慈祥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当晚，她彻夜未眠，为我祷告。过了两天，她特意叫我去她家，对我说﹕“主要给你起名叫Stephen！”这是初期教会殉道者司提反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成了我六十八年来跟从主走道路的力量和勉励！

这一年的春节，是我重生的日子。白天，我禁食祷告，夜晚与袁相忱、宋士仁（宋士文的姐姐）一同去高教士家通宵祷告。黎明之前，忽然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平安与喜乐充满我的心，充溢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所有的烦恼和困惑都离我而去，我感到说不出的轻松（从未有过的）和喜乐！我得救了！春节成了我新生命开始的一天（属灵的诞辰），以后每年的春节，我都禁食祷告，纪念这重要的属灵生命的周年！

1934年暑假前，学校又举行英语演讲比赛，我这次讲的是“我信耶稣！”讲时十分激动，心中满了感恩。

这时我三年级，离毕业还有一年。但税专今夏就招生，我是否报考？心中委决不下。因在祷告时心中已有奉献终生传福音的愿望。我开始为此事祷告，寻求神的旨意。

在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单独行路到一个拐弯处，遇到高教士、袁相忱，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我当时就加入他们的行列向前行走。忽然天上一道大光照在我们走的道路，越远越小，越远越高。我不禁一面呼喊﹕“Forgive me!”（赦免我），一面举起双手，飘飘然向前飞去，就这样醒了，一醒就全忘了。过了两天，在高教士家里看到主在客西马尼园的图画，梦中情景又忽然想起，从此再不忘记，至今记忆犹新！我将此梦告诉高教士，她叫我继续祷告。

几经考虑后，决心给济南的父亲写信商议。经过四天的禁食祷告，“随你的便！”四个字的回信终于来了。

我取消了考学的打算，1934年秋入远东圣经学校学习，同时给高教士的英文查经班作翻译。那时她在西城青年会和东城财商专校都有查经班，在她家中也有查经班。这后半年过得很快，与高教士几乎天天在一起。她的生活十分艰苦，诲人不倦，乐于施舍。也正是因为她这样的“受苦”，使我大受感动，愿意接近她。这年冬季，我与袁相忱趁着寒假同去绥远平地泉信乐会康教士（美国人）那里住了两个月学习布道。那里的冬季寒风刺骨，气温常在零下20C左右，大风刮起来，飞沙走石，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有时走一天也遇不到一两个行人。

这次经验为我献身西北传福音创造了条件。

1935年，宋尚节博士来京布道，我常去听道，并加入他的布道团。适逢Mr. Karoron（美国人）从西美布道归来，他们夫妇的见证使我深受感动；读了印度孙达尔的传记更使我心如火烧、热泪盈眶。于是下了决心，去西北寻找拯救迷失的羊！

夏天，我五姑父从老家来京，知道我成了“耶稣迷”，就想改变我，竭力拉我去他家。我不得已，随他去乐亭县五姑家小住。姑父拿来大家闺秀的照片逼我订婚，姑母要求我回老家支撑门面，恢复祖业。当我说出﹕“一辈子不娶，非去西北不可”的话时，姑母伤心地哭了！我心中也不是滋味。但又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坐在表弟的新房中，一面弹琴，一面流泪。口中不住地唱﹕“凭尔意行，主，凭尔意行，跟主到底……”这时，一幅五饼二鱼的异象出现在我眼前……此情此景至今难忘。令人心碎！令人神往！

秋天，陈业从平地泉归来之后（主在那边大用他，有多人归主），就着手组织“中华西北布道团”，我和宋士文同时加入。发行一小报，名“西北呼声”。我写了一篇“平地泉之行”和“在姑母家中”的日记注销，同时又写了一小册子“人的犯罪与十字架的救赎”。这是我布道的处女作。

1934年至35年，是我在主道上初扎根基的时候，年轻火热，富于幻想，感情用事，缺点很多！至于信心，还只能说有一点，并不坚固。信仰根基还只停留在个人的主观经历，而不在于对圣经真理的认识。

翌年（1936年）仍为高教士当翻译，同时与陈业、宋士文积极筹备去西北布道的工作。在初夏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辞别兄嫂，在灯笼库82号与高教士、宋士文合影照像后，二人骑自行车动身出西直门往西北方向驰去，一边骑一边唱﹕“为抢救迷失亡羊，热血沸我胸膛，撇家荡产前往……”

在60里官沟中，主救我们脱离土匪的手；在张家口教会中，主教导我们在一无所有时安静等候主的预备……我们到达大同教堂时，陈业也带行李坐火车到此与我们会合。李长老在此为我施大水洗，成为内地会的教友。

在大同小住十余日后，继续往绥远清水河县进发，涉足左云、右玉和凉城三县。走过了多少泥泞的草地，攀越了多少陡峭的山路，最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烈日当空，汗流如雨，眼睛刺痛，咽干难耐，车子也推不动了，傍晚时分才到达目的地。看到这里荒凉的教堂羊群无牧，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了。

1937农历正月，大同来信叫我们去大同车站开布道所，陈业让我一人骑车先行，冒着塞北高原的大风雪，我穿皮衣，戴皮帽，脚蹬蒙古大毡靴，只身骑车从汽车路去大同。这是我一个人走长路的开始。头一天宿一贫苦信徒家中，第二天住马路旁一小站，第三天傍晚时分还不见住处。眼前茫茫一片湖水，脚下高高一段沙漠路，车子推不动，肩上又力不能胜，我哭了。这时来一路人相助，在掌灯时分到一信徒家中住下。由于天寒风大，皮肤冻裂出血，生疼生疼。想到主耶稣为救我头戴荆棘冠冕钉十架流宝血的情景，我又哭了……第六天到大同，在这里与陈业汇合（他带行李坐火车来大同）共同商议开堂布道的事。

“西北呼声报”在北京曾发第一期，在这里发了第二期。主要报告这一年的工作情况；同时又将一部分译成英文，发给西国朋友。这个工作完成之后，我用了一个通夜作祷告，求主给我力量去内地作宣教工作，希望有多人奉献来西北。

当年，卢沟桥事变，大同车站被炸，人心惶惶不安。陈业与我都迁绥远暂住。由于风声越来越紧，只好又去包头内地会，住了两个月，在那里认识了苏佐扬。几个月后，陈业回北平，我去包头北门内复成文巷耶稣家庭住下（在家庭吃玉米窝头初次尝到好滋味，也认识了孙承备老人家）。等候机会去宁夏布道。

一个多月后，听说西边更不平静，因为牵挂济南的父亲，又有意去马庄老家就“圣灵充满”的问题进行深刻探讨，遂决定同郭振玉弟兄同去山东。从包头过黄河，走草地到河曲，途经太原，石家庄，邯郸，平邑……最后到达马庄老家。一路上飞机轰炸，百姓逃难，加上水灾；汽车路被冲垮，黄河渡口封锁……光景非常凄凉，令人惨不忍睹。

1938年至1941年，蒙召前往西北，在陕、甘、宁、青一带开布道所，领奋兴会，传扬天国福音。1942年，刘传恭、张淑媛（刘约翰）顺从圣灵引导在宝鸡自烧砖瓦，盖起第一所教堂，命名“中华基督教会”。我留在这里作牧师传道。宝鸡的福音是从戒大烟开始的。由于信了耶稣能戒除烟瘾，所以福音很快传开了。乡村教会日渐兴旺，我开办修道院，培养传道人，我们半工半读，同吃同住同劳动，自治自传自养，生活虽清苦，但心里甘甜。

也是在1942年，朱邦仁兄作媒，我与张淑媛的三妹张淑英结婚（张淑媛把一半院子给我们住，我却捐了办修道院。1958年我被捕后，作为教产没收，妻子儿女限期搬出，四口人借住在六平米的小屋里）。

解放后，岳母张傅氏，姨母李傅氏，姐姐张淑媛，表妹傅淑芳各买一只奶羊，交我妻子代管，维持一家生计。我仍往各地布道，很少顾家。1958年加入合作奶厂，妻子在羊组放羊。

1952年夏，我参加了由政府领导的为期一年的三自爱国运动的学习，会上批判了我的崇美思想，并未按历史反革命论处。1958年春，在陕西省基督教会负责人学习会上，与朱昆玉等人一起被划为右派，并在陕西日报刊登公布。1958年9月4日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在我之前，姐姐张淑媛被定为“坏分子”管制三年）。检察院的起诉书上写的罪行是“散布唯心主义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些言论统统是几个月前在学习会上主动交代的那些右派言论，几乎是一字不差地照抄的）。后来在判决书上，除了那些右派言论外，“散布唯心主义思想”的字样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办修道院为美帝培训情报人员”。在开庭时审判人员一字未提办修道院的事，在判决书上突然出现了这些字样，并列为主要罪状，宣布判决20年。依照哪一条法律？有哪些证据？判决书上只字未提。我的妻子张淑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山东临胊人，她的父亲是传道人，母亲、姨母都是基督徒。她没有文化，在戴永冕的西北圣经学院（陕西凤翔）上过学，能读圣经，爱唱诗歌。她不善言辞，当我告诉她我判刑20年，问她怎么办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带着孩子，等着你！”当时我的长女宝姝13岁，次女俐姝11岁，幼子立今才6岁。

此后，我在西安东郊沙坡村新安制砖厂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涯。这20年中，主一直在暗暗地保守我，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没有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在制坯土场上，眼看我的腿脚要被滚筒粉碎机扎断，机器嘎然停车（并无人关机），我安然无恙。同犯们说﹕“老王信的是活神哩！”

在砖厂医院里，我因肠梗阻开刀，针刺麻醉后刚划开肚子，地震了！医护人员（均是就业犯人）都跑出去了。我敞着肚子躺在那里，随着房子晃悠。不知过了多久，医生回来了，看我还活着，甚为惊讶，说我命大！我告诉他﹕“我信耶稣！”他说﹕“你信的是真神啊！”

文革中宝姝来探监室，悄悄告诉我﹕“上帝把你放在保险箱里了！”主确实把一批工人特别地保护起来了。

1978年刑满释放，回到宝鸡“监视居住”。每周向居委会汇报一次，每月向派出所汇报一次，不得随意外出。1979年，北京教堂开放，我与张淑媛、刘传恭、康巨鹏等人同心祷告，在张淑媛（刘约翰）的家中恢复了聚会（姐姐把她那一半院子的另外二间房奉献出来作聚会场所，并买了许多小板凳）。屋里、院子里坐满了听道的人。这是文革后宝鸡第一个公开聚会的地方。教会复兴，主工日益兴旺。乡村各处的聚会也逐渐恢复了。

当时圣经奇缺（南京尚未印发圣经），信徒急需真理的装备。于是便有外面来的小圣经，灵修参考书进来，放在我家，分送给各处教会。

1980年，我的监管被解除，应邀去渭北地区、宝鸡郊县领会，办查经班。那时没有教堂，没有长椅，在露天场院聚会，唱诗则歌声震天，祷告则泪如雨下，我不得不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圣灵大大动工，福音空前兴旺！

1983年11月12日，我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宝鸡市金台公安分局收审，关押在北山看守所。1985年元月因病重保外就医。1985年10月再入监所。1985年10月24日市检察院批捕。1986年2月28宣判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罪名是﹕1 在灵魂深处与共产党争夺天下……2 散发反革命读物（真理号声等）。

看守所地处半山坡，我住的监房是依山而挖的窑洞。不通风，只有门上一小铁窗。犯人一个挨一个地睡在一通铺上，角落放一马桶，吃喝拉撒全在窑洞里。便溺的臭味混合他们抽烟的烟味，空气十分恶劣！我在这里患了严重的气管炎，而后是肺气肿，最后导致肺心病保外就医。大女儿接我出监时，我的头已无力抬起来了。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狱中诗词”就是在监狱中有感而写的。

出狱以后，继续主工，一面喂养小羊，一面牧养大羊。在各处办查经班培训工人。把圣灵的感动和看见的亮光随笔记下来，与肢体分享。主兴起一批年轻人渴慕真理，竭力追求……

1989年，我应唐远模弟兄之邀，只身前往新疆阿克苏（这是我西北之行最后一站）。上火车时还咳嗽不止，车一开动，立时不咳嗽了。在库尔勒下车后，一位主内弟兄开大卡车送我去阿克苏。

茫茫戈壁滩，车行无阻拦，负荆走天路，十架是标杆。我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

信心道路

湖心月色水溶溶，“信”是渔人摆棹声，

回首故国三千里，西出阳关又一程。

王勘 1916-2002，中国大陆传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