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与民族振兴
海夫
（上）
一.偏执的心意更新之路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多么简单的真理，洗心革面地回归到生命的原理里做新人，行新事，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能不面貌一新，焕发勃勃生机吗？可是人的眼光总在世界的陈法里转来转去，不自信地效法这个又效法那个。结果落到佛家的话中：万法皆空。巨大的空落后一片精神废墟，怀疑的、无聊的、及时行乐的、问天问地的、责骂老祖宗的，什么样的心思和模式都出来了。
这种情况又在中国特别严重，于此，李泽厚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有“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
如此之下，不看历史书也可以想象在被打开国门后的中国走过怎样艰难的救赎与振兴之路。从鸦片战争后的各种思潮、各种方式的革命行动似乎都难以撼动中华民族的僵局，直到共产党以一种近于“大盗”的横扫一切的强力和唤起更广大人群的想象与激情才让中国改头换面。激情和激动之下，万民呼出“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
这种救赎方式的发展与结果也清晰地刻在了中国历史的年轮上，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共产党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无论公事还是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的绝对统一。毛泽东恐怕是所有领导人中最懂得“心意更新”的重要性的，正因为此，统一思想、心灵专政成了中外古今所没有的“思想大改造”。毛泽东强调“治心”，向人民指出“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神圣光环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到达顶峰，造反有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都是以“治心”为核心的。后来多指责毛泽东的不是，其实当时中国人都处在激情和冲动中处于疯魔状态。
疯魔状态，多么可怕的名词，但哪个中国人不置身其中呢？中国人自古渴求的就是圣王，清官。殊不知“圣”不是因神而圣，而是源出于巫，千百年前人类蒙昧时期崇拜仰赖的大巫师，其魔法力量逐渐隐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一种思想品德。为什么这种“民族神圣”背后是巫，将在下文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中阐述。但并不是说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心意更新的革命”只有坏处，它以一锅端的方式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现在很多“骂共产党”的向共产党要民主、自由的，其实在享着共产党的福却又对其说三道四，享福享得少的反感恩戴德。
对此，共产党可能心里直觉冤屈，闹革命的初衷哪点不好？为天下大同的努力哪点不妥？怎么就如此吃力不讨好呢？那么多的辛苦曲折怎么还耗子钻风箱——两头不是人呢？这就得从源头说起，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和定位说起。
二.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
梁漱溟等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中的早熟的文化，是比古希腊文化成熟百倍的文化。这是从哪个角度来说的呢？有很多人对此说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中国遗老遗少的自恋自淫罢，其实回到生命本身来看就很清楚了。人是什么？生命的一种，什么是生命？生活的命定轨迹，从过程本身，与生活同义，从起始和发展，是一个高于生活的类的概念。而一切文化都对生命而言，离开生命本身，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考察一种文化，得从对其生命的果效而言，人类文化的评断，就得从是否与人类生命相宜角度来分辨。
人类初始时期，对生命的感受质朴而模糊，凡是在运动的都觉得欣欣然，都觉得有灵存照，看到自己的像并不知道那就是自己。故那时是图腾、巫术盛行，凡是觉得有能力让生命生而不是死的都大加崇拜。那时人类眼耳鼻舌身意等功能尚未稳定，幻听、幻嗅、幻视几乎每天发生。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是人神共舞，生活就是为了娱神，为了娱神就在自身生活中想各种办法，无意中走上了对生命的探索的道路。相对来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更早地从神本文明中走出来。懂得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文化活动，皆可称为“明德”，即了解、体悟生命的智慧及其规律，从个体到群体皆能修身养性，从而让部族，让人类更好地活下去。
从这个角度，中国文化绝对是成熟的智慧的文化，但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作为支撑，未能普遍地从巫道和神神鬼鬼中完全脱离出来；并且把对生命的了解体悟日趋局限在思想道德和伦理体制上，结果路越走越偏，再好的思想和行动也要披上装神弄鬼的外衣才能得到认可推行。如果说魏晋文人尚能演出一场模拟古贤的闹剧的话，那么传统文化到“天宝之乱”之后就真正变质了。而且中华民族的智慧真的就是说不出的好说不出的坏吗？老子和孔子早就彻底否定了神秘的特异功能和思维方法，而切切实实地从人本身的生命出发。近年来流行的气功师的“特异功能”，铃木大拙的“神秘思维”，信仰主义者的彼岸世界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庸俗歪曲，利用西方人性论为传统“理学”披上时髦的外衣本质上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反动。可以说中国才是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源起，可竟沦到被众口斥之没有人权。问题出在哪里呢？对生命探求之路又偏在哪里呢？
（下）
1.道德和生命的严重混淆
《圣经·旧约》中关于“上帝”的名词，是伊罗勒、伊罗、伊东乃。这些概念的古希伯来文的原意泛指“能”、“能量”，或“最高”、“最上”、“大能”，是复数的总称。这和《道德经》所说的“上善”、“母”、“太上”极为类似。这最高的能量常用一个字表达：光，所谓神就是光，神就是生命。这个意思中国古人表述为道生一，在谈耶稣的使命时也正确地译为：道成肉身。这光对一切生命个体都不吝啬，赋予一切生命以生命，每个生命都是它，但它不见得是每个生命。故把道得之于心，称为德，知道而慧于心，为智，也就是说道德根本是和生命的光与智慧紧紧联系的。
最早悟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就和上帝最早拣选的以色列人一样，错误的以为生命的某种规范就是道德，仅仅遵守道德、律法就正确而完美，且可一劳永逸，其实离生命的本意越来越远。大一统的中国在宋以后的理学进一步把中国推入黑暗就是用生命本体的光派生出的道德偷换了生命的本体之光。可叹中国三四千年前就提倡人道，尤其注重人之孝道，这是对神本文明和巫术图腾的超越，但把生命的光简单地纳入天理体系，则完全把中国人的生命活力完全阉割了，故鲁迅恨得来说中国的书里只有两个人：吃人。幸而基督文化一分为五，尤其欧洲长期分裂，虽也有神学，才始终没有兴起类似中国理学的学派。
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是刻在每个人心版上的理想，无数仁人志士们思考并致力我们的民族如何活下去，民族的生命之光如何发起来，深深懂得如果没有一切生命的光芒万丈，也就没有个体的生命。但当道德沦为形式和律法，不懂得生命的原理却妄谈道德，传播道德，道德反成为生命的巨大陷阱。不能逃脱因缘，又要用道德美名安妥自己，说服别人，不是伪君子是什么？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国难之时那么多人苟且偷生，才能理解在抗战时期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汉奸！幸好我们民族还是有真正理解和明白的脊梁，否则早做了亡国奴。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独特的充分的生命觉悟，个体生命的飞扬和民族大义是紧密相连的，可在社会飞速前进的条件下生命之光发出来的意识在不断强化的同时，并没有回到祖先早就追求的理想并升华为更高一层的主题。人们进庙只为求财求福，恨不得供养一元钱换来一个千万富翁。同时打卦、算命、看风水、算运程，也大大兴旺起来。这和传统文化的初衷几乎十万八千里。我们这样庞大的民族，如果不把自己独特的生命自觉真正明彻起来，仍简单地弄一个道德和不道德，有法和无法来引导老百姓，全民的浮躁、“急功近利”不仅无法克服，栽大跟头也是迟早的事。事实也证明，单纯地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是行不通的。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明白生命的原理才是可能的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2.缺乏救赎的安排与生活
人类的根本性的痛苦在哪里？在于无知，不知道自己作为生命是全知万能的，而只能在探索中一点点地靠近知。人又怎么可能全知万能呢？只有上帝，自有永有创造万有的主。当无限接近上帝时，痛苦才真正退去，平安喜乐降临。像鱼回到水，树生于土，人在其生命原理中地成长与安息。人也只有在这样的生命原理中才能完全迸发出创造的活力。这是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内宗教盛行的国度反有辉煌的建树，从中世纪伊斯兰文化的兴盛，近到基督新教对工业革命的推动可见一斑。而当宗教泛滥误时，背离了生命的原理，把神当作偶像，把宗教变为职业，宗教场变成交易场，这时的文化发展肯定受损。所以上帝一再说不可拜偶像！可不明白生命时，人心的空虚软弱造就各种各样的偶像，从这个角度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后来所拜名目之繁多，连泥巴都当菩萨来拜，而科学日益萎缩，把管道水和电都视为妖孽，看作道德败坏。
在古代中国没有成为国教的宗教，而且不谈“礼”、“仁”等政治思想，哲学也无从谈起。即便是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地与现实伦常政治、个体修身教导缠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的爱“智”是偏重对生命的安排，希腊的爱“智”注重的是生命的探索。第一代传教士利马窦对徐光启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可这么完美的社会，当发生天灾水患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饿死？因为缺乏科学。这话刺痛了徐光启的心，翻译《几何原本》，传播西方科学成了他一生的努力。
我们常把宗教和科学对立起来，其实它们都是对生命的生理、物理、心理的探求。爱因斯坦也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本就是相辅相成的。理性止处，信仰自然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中国式的信仰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根据合情合理或通情达理等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和生命。结果是更多的时候既不合于情，也没达于理，由此建立的文化看似通达清晰，合情合理，实则一个妄想加又一个妄想。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个良好的理性开端却得到这样的结果？缺乏救赎的安排和生活。救赎不是简单的解脱，是根本的指引，是对生命缘起与发展的证实。在此过程中偏差得以调整，软弱得到从新得力。没有人不需要救赎的，可中国人习惯了救赎不问自己的上帝，不问生命本身，而把希望寄托在圣王清官身上，可圣王清官又靠什么来指引和救赎呢？法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罪又怎样呢？杀了一茬又一茬都不起关键作用。
为什么法制再健全也不起大作用呢？因为人类从神本文明向人本文明过度后，肉身高于一切，成了人本文明的核心，总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活动后面，有一个铁定的时空架框，再进一步否定“神”的存在，生活的目的就是为肉身的欲望，欲望无穷尽，律法怎么跟得上。其实生命存在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而道德是我们仰望星空透彻生命时内心的律，科学则是我们迎上前去对生命的感悟与证实。如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完好的文化启蒙理念把中国人的聪明智力引向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是长期以来仅作为修身养性的路标，指引中国人朝着“为圣成贤”的幻梦世界蹒跚前进，那我们民族的创造活力与科学之光将不可估量的璀璨。
当今对人类的救赎外在生命表现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完善，基因科学的深化和运用。自然科学的航天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才是刚迈步，它们将会向人类现有的思维和文明挑战。人类的进步要看人类把自己的认知系统解放到什么程度，当生命的观念在人类文明中得以正名时，就是人类文明又一次大飞跃时。而科学越向前发展，越会证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生命的思考大方向是正确的。若把我们的文化正确开掘出来，扫清掩盖在它身上的各种污垢，令其大放生命光芒，中国文化将是执牛耳者。
三.诚实还是自欺欺人，这是根本性的改革之路，也决定着民族的未来
是否大放光芒，不在这样那样的改革或革命，而取决于怎样的心意更新，是诚实还是自欺。“不要以为我来是给地上带来和平的，我来不是带来和平，而是要带来刀剑。”这刀剑不是真刀实枪，是每个人内心的忏悔和对生命的重新回归。在不远的未来，人们会确切地体会到《圣经》中这一基点在人类体认生命本来中的巨大作用。基督认为人的灾难永远只是个体自己造成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罪就得偿还。一个想得到新生的人，应勇敢地拥抱生命的最后灾难，在烈火中永生。但乱而不可大乱，斗而不能无节制，西方强烈的竞争意识都和这种拯救体系有关。基督明确指出不制恶、不消罪就无法超越生命，同时又特别强调爱，那种平等的自由得释放的爱。这两方面的平衡，使人类真正成为消罪的过程，而不是做恶的过程。
摆脱唯心唯物之旧窠，神是生命创造的神，不是偶像，也不是乌托邦，献上信心与诚实敬拜就可。而几千年来我们民族在生命体认和安排过程中留下的最大弊端是自欺欺人，自己都骗不过去时，还要来骗自己并诚心诚意地骗人。儒家思想把人的标准已做得非常完善，可实际上成了阴一套阳一套，在多少度沧桑之后，诚实地面对吧，真正的良心是宇宙生命运动系统的天量，爱即全身心地给予、献上，使自己聚合众缘的生命之心，彻底走上解脱之路，在科学与信仰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并得圣灵的智慧分辨具体的不同，又深刻地看到它们来自相同的生命的光。只有那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振兴可期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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