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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与基督教
2011-10-16 17:15:41 来源:基督教周报 作者:邢福增 【 】 浏览:2357次 评论:0条  所属专栏:   所属辅栏: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卧病床上的孙中山知道自己在世日子无多,留下上述遗训。十多天后,便溘然离世。这时,他创建的中华民国仍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建立统一政权遥遥无期,更遑论建设民主中国。回想民国肇始时的梦想,仍然无法圆现;而一众革命同志,目睹革命先行者壮志未酬,无不慨然长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既道出孙先生的未竟之志,也在在激励着艰苦中仍坚持不屈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临终前一天,又对其身边亲友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上帝。我与罪恶战。我追随上帝。」这段临终告白,让我们看见,原来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背后,孙中山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目标(追随上帝)及信仰认同(基督徒),并且始终敏感到罪恶的实存性。
  孙中山的遗训及告白,一方面反映出革命家对理想的坚持,另方面又展现基督徒的终极关怀。两者都是探究孙中山思想与行动时不可忽视的元素。长久以来,华人教会倾向从因果关系来诠释两者,突显基督教信仰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及事业的重大影响;进而将基督教诠释成孙文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基督教以外的其它因素的角色。
  如果我们尝试扬弃这种过度诠释,可从较人性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当他临终时说:「我是基督徒??我与罪恶战」时,既反映出他在实践革命时,感受到制度性罪恶的制约,也同时是他对人性软弱与败坏的深刻体认。正如他在一九二三年对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演说时所言:「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在追求制度完善的当下,孙中山并没有忽略个体完善的关怀,相信这也是他经历辛亥革命后中国乱局的切身体会。往后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以革命领袖自居者如何用自己头上的(革命、道德、正义)光环来践踏人性、自由、人权,在在揭露出人性阴暗面的本相。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武昌起义,虽然成功推翻满清,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但建设民主中国的理想,在孙中山离世时仍未确立,甚至可以说,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十分遥远。既为基督徒,一方面,我们仍要致力追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另方面,我们也当对人性中的罪恶有更大的警觉,知道人性的自我中心与罪恶倾向,仍会以不同形式存在。制度的改造与心灵的重生,从来是互为影响、不可分割的。
  基督教肯定上帝赋予人的价值,同样没有忘记人的罪性。正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言:「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这种「可能」与「必要」之间的矛盾,正如基督徒在地上践行天国时,所面对「既济」与「未济」的张力一样。明乎此,我们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当可有更深的体会。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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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辛亥百 责任编辑:mu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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