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   言

中国文化中的孝道，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是新文化运动中，孝道与其它大多数传统文化一样，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以致孝道在中国逐渐淡化。当今社会，孝已成为—种失落的文化。在人们心中，孝道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然而，由于基督教也重孝道，故当孝道已被遗弃之时，中国基督徒仍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圣经中“当孝敬父母”的诫命。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两种孝道并非完全相同，但在实践中，中国基督徒已无形中受到中国孝道的影响。中国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基督徒在孝道已经失落的时代仍然注重孝道，是让人快慰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中国孝道与基督教孝道在有许多相同之处的同时，亦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分，否则，将会影响基督孝道的实践，甚至会影响基督教信仰的纯度。本文谨将基督教孝道与中国孝道作一比较，寻找二者相吻合的地方，区分二者相冲突的地方。以期将二者结合，用于中国基督徒的家庭伦理实践，在家庭中为主作出美好的见证。

二、基督教孝道与中国孝道的相同之处

（一）同有悠久历史
　　中国伦理观念中的“孝”产生的非常早，时间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随着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小农经济的出现，逐渐形成了一家之长在生活、生产上的权威，由子女尊敬、侍奉家长的义务演化成了“孝”的思想。¹“甲骨文中已有孝字，《诗经》、《尚书》中更多提到孝。《诗经》中有“永言孝思，孝思惟则”（《诗经·大雅·下武》）；又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诗经·大雅·既醉》）。《尚书》中有“奉先思孝”（《尚书·太甲中》）。由此可见，孝道在殷周之际已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经过先秦儒家的发展，孝道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秦汉以后，把孝道提到天道、地道、人道的高度。²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文明史。
　　基督教孝道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基督教的《旧约圣经》记载的是公元前四世纪以前的历史，在最早的历史《创世记》中就特别记述了约瑟行孝蒙福和迦南不孝遭咒的故事（参创45：21－28，47：1－12，50：l－14，9：20－27）。《出埃及记》中“十诫”的颁布，将“当孝敬父母”作为法律条文明确的提了出来，其时大约是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中国还在商代。
　　（二）同为人伦之首
　　中国儒家把孝看作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个人修养要从孝爱父母做起，舍此，其它诸德都不足为德，“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圣治章》）人要先爱其亲，然后将同样的爱推及兄弟，再推及所有的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基督教也认为孝是众德之首，“十诫”中的前四诫讲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后六诫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讲到人与人之关系时，首先提到孝：“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20：12）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说过：“在头三条诫的卓越行为之后，再没有什么行为是比顺从眼事尊长更好的了。因这缘故不顺服就比杀人、不贞、偷窃、欺骗和它们所包括的坏事罪更大了。”³旧约《箴言》是一本教导道德伦理原则的书，⁴书中在叙完引言之后，首先提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箴1：7—8）作者在这里指出了全书的主题，即“敬畏耶和华”和“孝敬父母”。由此可见孝在基督教伦理中的地位。
　　（三）同具丰富内涵
　　中国伦理中的孝，就其本意是非常简单的，《说文》谓“善事父母”。但经过儒家学者的阐述，其含义变得极为深广，内容变得极为丰富，包括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子女尽孝乃是终生大事，在时间上为一生的事，在空间上是一切的事。”⁵从儒家的经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儒家常以孝谈政治，孝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孝经》一开始就提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在儒家看来，“事君”是每个孝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事君又不一定是参政。当有人问孔子何以不参政时，孔子答道：“《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这种思想在孟子的思想里更为明显，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孝有如此大的功效，故汉唐以来，有一条选拔人才的不成文规定，即“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⁶
　　孝又与教育有关，孔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要学诗书礼乐，必先学会行孝。同时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由此可知孝与教育的关系。
　　孝也与法律有关，《孝经·五刑章》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⁷孝与不孝，历代都为法律条文，汉代法律里就有“不孝者，斩首枭之”的律条。⁸
　　除此之外，中国孝道还包括其它很多内容，在此不再赘述。姑举曾子之言以证之：“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
　　基督教孝道不一定有与中国孝道相对应的内容，但其内容同样相当丰富，绝不仅限于服事父母。我们可以从《旧约·申命记》中的一段经文来看。“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地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申21：18—21）。这虽然是《旧约》时代以色列入的律法，但这种精神对基督徒同样重要。这段话告诉我们，基督教的孝道包括个人操守、宗教信仰、社会治安等。
　　（四）同重实践之法
　　中国伦理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实践，有人称中华民族是一个行的民族。中国孝道也不只限于理论，它更注重实践。中国古代典籍里，对行孝提出许多具体的方法，甚至对不同身份的人提出不同的方法。比如，《孝经》里就提到有天子之孝、诸候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五等之孝。虽然孝对不同社会地位之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最基本的要求是一致的。以下简要提到几点，是中国孝道最为重视的，也是与基督教孝道完全吻合的。
　　1、守身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孟子·离娄上》）行孝首重守身。《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每个行孝之人的责任。孟武伯问孝，孔子答道：“父母惟其疾是忧。”（《论语·为政》）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要让父母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而忧虑，这就是孝了。”《世说新语》载：“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耶?答曰：‘非为痛而哭，乃因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也。’”⁹此事听来近于荒唐，但由此可见古人对守身的重视。
　　基督教认为，人的身体来自上帝，上帝的灵住在其中，身体是上帝的殿。人不可毁坏身体，也不可容罪玷污身体，乃要保养顾惜，在身体上荣耀上帝（参林前3：16－17，6：13－20）。如果能做到这点，父母自然欢喜，这便是孝了。
　　2、奉养
　　《吕氏春秋》说：“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吕氏春秋·孝行》）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儒家将“养”看作是行孝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内容。由元代郭居静编辑的《二十四孝》记有二十四位孝子的种种孝行，¹⁰其中最多的是关于奉养的事迹，诸如剡子鹿乳奉亲¹¹、蔡顺拾葚供亲¹²、王祥卧冰求鲤¹³、孟宗哭竹生笋等¹⁴。
　　基督教孝道把奉养看作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提前5：8《现代中文译本》）。主耶稣曾经严厉地谴责过那些不奉养父母的法利赛人：“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太15：3—6）。主耶稣谴责不养亲之人，他自己又为养亲作了美好的榜样，他一生敬爱父母，离世之前还特别把母亲委托给约翰照顾（参约19：25—27）。
　　3、尊敬
　　奉养固然重要，但行孝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而要继续进深。子游问孝，孔子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厂（《论语·为政》）能养是人的一种本能，而敬则须人的努力，较之养要难得多。故古人言：“养可能也，敬为难。”（《吕氏春秋·孝行》）
　　敬的内容极广，最基本的要做到不辱。行事为人要谨小慎微，凡事对得起父母，不使父母因自己而受到羞辱。《孝经》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孝经·感应章》）
　　尊亲的范围包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无论何事都要讨父母的喜悦。“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孟子·万章上》）这是每个人必须有的心态。《二十四孝》中老莱戏彩娱亲¹⁵的故事令今人听来啼笑皆非，但却是古人津津乐道的孝子典范。虽然这已是走向极端的表现，但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尊亲的重视。尊亲最重要的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这是孝道的最高点，也是落脚点。
　　基督教孝道也特别注重尊亲，《箴言》论孝，多提到尊亲。“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致辱之子。”（箴19：26）这是讲到不辱。“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23：22，24－25）。这是讲到尊敬。
　　4、谏诤
　　由于中国孝道强调尊亲，强调父母的权威，以致出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论调，要求子女对父母惟命是从，由此引出历史上许多“愚孝”的悲剧。其实，从古代典籍来看，中国古人并不鼓励这种“愚孝”。在正统的思想中，子女对父母的谏诤也被视为孝的表现。当父母有错时，子女必须加以阻拦或劝谏。《孝经》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诤章》）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何为不义，在实践中当如何辨别?荀子提出三种情况下可以不从父命：一是“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二是“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三是“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¹⁶至于劝谏的方法，古人也有明训。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曾子曰：“父母有过，当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礼记·内侧》）
　　基督教孝道在这一点上的态度更为显明。《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就是基督徒行孝的标准。所谓“在主里”不是指父母必须是信徒，而是指基督徒行孝必须照着上帝的旨意，当孝与上帝的旨意发生矛盾时，要“以天父的事为念”。林治平先生指出：“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中，孝道不能取代上帝的地位，不能取代宇宙至高真理的地位，也就是说，孝德是在上帝或真理之下的诸德之一。它虽重要，但不可与上帝的旨意和至高真理相抵触。”¹⁷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路12：51—53）。常有人以这段经文来攻击基督教不重孝道。其实这正是孝的最高体现。主耶稣所讲的是指在不符合上帝旨意时的纷争，是信仰上的纷争。这也正是中国孝道所注重的谏诤。

三、基督教孝道与中国孝道的不同之处

以上论及基督教孝道与中国孝道的许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二者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所产生的，所以二者势必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以下简述二者之不同。
　　（一）中国孝道以人为本，基督教孝道以神为本
　　中国孝道建基于“性本善”的理论，其动力是人的“良知”。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以孟子的“性本善论”为正统，¹⁸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谓之四端。将四端扩充和存养，即可生成仁、义、礼、智四德。人皆有良知良能，固人皆可以行孝。“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下》）这是人的良知良能所致。孝是人的本能，人人皆可做到，“倘若有人觉得难于行孝，乃是不为，而并非不能；乃是自贼，而并非自励。”¹⁹孝既是人的本能，又何以要讲孝道?何以勉励人行孝呢?孟子认为，人虽有良知良能，但其又会丧失，良知良能丧失即成为恶。故人需要及时勉励，需要竭力保守自己的良知，这就是提倡孝道的原因。于是儒者便大力鼓吹孝道，可以见于儒家的每一部著作，众多的论著将孝道具体体、礼仪化。良知良能是人行孝的源头，也是人行孝的动力。
　　基督教孝道则以神为本，人之所以要行孝，是因对上帝的敬畏。之所以能行孝是上帝的赐恩。徐松石牧师称这种孝为“启示的孝。”²⁰这是基督教孝道与中国孝道最大的不同。基督徒行孝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赋予人的神圣使命。“十诫”中前四诫讲人应如何敬畏上帝，后六诫讲人应如何对待人。在论到对人时，首先讲到孝敬父母，这一切都是为了敬畏上帝。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自然会心甘情愿地孝敬父母。上帝要求人如此行，也应许给人以力量。人皆有自己的软弱，常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孔子也有“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的哀叹。（《论语·述而》）基督徒却不需如此，经上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8：26）。这就是基督徒行孝的力量。徐松石牧师指出：“基督教的孝道，可向圣父、圣子、圣灵和圣经来支取能力，所以行孝的力量甚大。”²¹
　　（二）中国孝道注重祭祖，基督教孝道反对祭祖
　　祭祀祖先在中国孝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孝道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樊迟问孝，孔子答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提到“祭”在孝道中的地位。《孝经》也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纪孝行章》）这些思想经后人扩充，逐渐形成一套关于祭祀的礼仪，其内容极为丰富，诸如厚葬、守孝、烧纸、焚香、设置祠堂、摆设牌位等。基督教传人中国后，曾为基督徒是否接受这种祭祀制度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论，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礼仪之争。²²这次争论的焦点是，祭祀制度究竟是一种风俗习惯，还是宗教礼仪?是纪念祖先，还是敬拜鬼神?
　　究竟如何看待祭祀，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人死后的情形究竟如何?从孔子的言论看来，他对人死后的情形并不关心。他曾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他并不向后人那样，认为人死后还有知觉，还与生前一样，有衣食住行，有喜怒哀乐。因此，他所讲的“祭”绝不是为供死者享用。可见今人所理解的祭祀已与孔子所讲的祭祀大相径庭。今人之所以奉行这种祭祀，是因对人死后之情形的无知，而基督教不接受这种祭祀制度，是因为《圣经》已将人死后的情形昭示于人。我们可以从几段经文看到。“关于已经死了的人，我希望你们知道一些事，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所以相信上帝也要把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跟耶稣一起带去”（帖前4：13—14，《现代中文译本》）。“所有活着的人都要消灭，必死的人都要归回尘土”（伯34：15，《现代中文译本》）。“我们的身体将归还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赐生命的上帝”（传12：7，《现代中文译本》）。在基督再来之时，已死的人必要复活。“身体埋葬后会朽坏；复活后是不朽坏的。被埋葬的是丑陋衰弱的；复活的是完美健壮的。被埋葬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林前15：42—44，《现代中文译本》）。死去的人已归于尘土，并无任何知觉，只在等候复活。上帝既有这等应许，我们就不必为死者挂心，更不必为死者预备礼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赞称祭祀。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祭祀礼仪。上文已经提到，古人设祭不是要死者享用。那么，古人设祭的真义到底何在?《春秋谷梁传》中说：“祭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义也，非享味也。”²³从这个意义讲，祭祀制度是无可厚非的，基督教也没有理由反对它。但是，我们又无法摆脱祭祀制度在后世所染上的迷信色彩。我们不必追随这些礼仪，只要守着这种精神。我们竭力追求“时”（诚信）、“敬”（虔敬）、“义”（公义），又何必禁锢于这些繁文缛节。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2：27）。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要为遵守礼仪而遵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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